近年来,医疗反腐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医疗行业的快速发展,一些深层次的腐败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传统的医疗反腐主要集中在打击收红包、拿回扣等表面现象上,而如今,医疗反腐已进入2.0时代,重点整治“定制式”招投标等新型腐败手段。
“定制式”招投标是指医疗机构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供应商勾结,根据供应商的产品特点、技术参数等量身定制招标文件,使得特定供应商能够顺利中标。这种招投标方式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损害了公共利益,也影响了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
在医疗反腐2.0时代,监管部门加大了对“定制式”招投标等新型腐败手段的打击力度。从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到审计署等多部门联合行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反腐体系。通过加强穿透式审计监督、完善医药购销领域行贿人、受贿人“黑名单”制度和不良单位记录制度等措施,不断挤压医药腐败的灰色空间。
“定制式”招投标通常由医疗机构的相关负责人与供应商事先沟通,确定中标产品和技术参数。然后,在招标文件中设置一些特定的条件,如特定的品牌、型号、技术指标等,使得只有特定供应商能够满足要求。在评标过程中,再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如操纵评标专家、篡改评标结果等,确保特定供应商中标。
例如,某医院在采购一台大型医疗设备时,与某供应商达成协议,将设备的特定技术参数写入招标文件。在评标过程中,该供应商通过贿赂评标专家,顺利中标。最终,该医院以远高于市场价格采购了这台设备,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定制式”招投标不仅损害了公共利益,还破坏了医疗行业的公平竞争环境。一方面,它使得一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无法进入医疗机构,影响了医疗质量和患者的治疗效果。另一方面,它也助长了医疗机构的腐败风气,使得一些医务人员为了谋取私利,不惜违反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
此外,“定制式”招投标还容易导致医疗设备的过度采购和浪费。一些医疗机构为了获取回扣,不惜采购一些不必要的设备,导致设备闲置,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6月,已有37位医院院长因涉及医疗腐败问题落马。这些院长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医院,他们的落马充分显示了医疗反腐的决心和力度。
例如,广东省中山市坦洲人民医院原党总支书记、院长罗勇,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药品耗材供应、医疗设备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涉案金额高达2980多万元。罗勇的落马,不仅揭开了该医院腐败的黑幕,也为其他医疗机构敲响了警钟。
又如,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文俊,在讨论购买一台进口价1500万元的医疗器械直线加速器时,执意购买并最终达成。医院以3520万元买入,杨文俊吃掉了1600万元的回扣。在杨文俊影响下,该医院中层干部上行下效、各自盘算,纷纷利用手中权力非法牟利。最终,该院财务部原主任刘某文、后勤服务部原主任张某生、医学装备部原主任叶某光等科室长均被立案审查调查,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
这些落马院长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条复杂的腐败链条。他们与供应商、医药代表等勾结,通过“定制式”招投标、收受回扣、虚增药物设备价格等手段,谋取私利。同时,他们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属、朋友等谋取不正当利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例如,一些院长在药品采购过程中,与医药代表达成协议,按照药品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收取回扣。医药代表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不惜抬高药品价格,导致患者用药成本增加。此外,一些院长还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开办的医药公司承接医院业务提供帮助,从中获取好处费。
为了打击医疗腐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2025年6月13日,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审计署等14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给今年的医药反腐工作划出15条重点。文件明确要求,加强医药卫生领域新型、变异和隐形问题研判预警,紧盯“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聚焦药品、高值医用耗材、医用设备、基建和信息化项目招投标、后勤服务等监管重点,持续规范检测样本外送、外配处方、项目审批、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行为,加大行政执法和司法办案力度。
此外,国家药监局还发布了《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提出32项禁令,禁止医药代表和医疗器械学术推广人员以直接或者间接方式给予医疗卫生人员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促使其开具医药产品处方或者推荐、使用,采购医药产品。
在监管手段上,监管部门不断创新,采用了大数据分析、穿透式审计等先进技术。通过大数据分析,监管部门可以对医疗机构的采购数据、财务数据等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异常情况。例如,通过分析医疗设备的采购价格、使用频率等数据,可以发现是否存在“定制式”招投标等问题。
穿透式审计则可以对医药购销全链条进行深入审计,追溯资金流向,查找腐败线索。例如,审计部门可以对医疗机构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追踪药品、耗材采购资金的流向,发现是否存在供应商向医务人员行贿等问题。
医疗反腐需要多部门协同作战。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审计署、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加强了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形成了强大的反腐合力。例如,国家医保局在打击欺诈骗保行为时,与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联合行动,对涉嫌欺诈骗保的医疗机构和人员进行严肃查处。
同时,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也加大了对医疗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对查实的腐败案件,坚决依法依规处理,绝不姑息迁就。例如,对涉及“定制式”招投标等腐败问题的院长,不仅给予党纪政务处分,还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医疗反腐2.0对医疗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促使医疗机构加强内部管理,规范采购流程,杜绝“定制式”招投标等腐败行为。医疗机构开始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加强对采购、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的监督。
另一方面,医疗反腐也提高了医疗机构的公信力和形象。通过打击腐败行为,医疗机构能够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提高医疗质量,赢得患者的信任和支持。例如,一些医院在加强反腐工作后,患者满意度明显提高,医院的口碑也得到了提升。
对于医药企业来说,医疗反腐2.0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挑战在于,医药企业需要更加注重合规经营,杜绝商业贿赂等不正当行为。否则,一旦被查出存在腐败问题,将面临严厉的处罚,甚至可能被列入“黑名单”,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机遇在于,医疗反腐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脱颖而出。医药企业可以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赢得市场份额。例如,一些医药企业在反腐风暴中,积极调整营销策略,加强与医疗机构的学术合作,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医疗反腐2.0最终受益的是广大患者。通过打击“定制式”招投标等腐败行为,降低了医疗设备和药品的采购成本,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同时,医疗反腐也提高了医疗质量,保障了患者的用药安全和治疗效果。
例如,一些患者在医疗反腐后,发现药品价格有所下降,医疗服务质量有所提高。他们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提高了生活的幸福感。
医疗反腐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能有丝毫松懈。未来,监管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加大对医疗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对“定制式”招投标等新型腐败手段,将加强研判预警,及时发现和打击。
同时,监管部门还将加强对医疗行业社会组织的督促指导,规范兼职取酬、期刊管理、会议举办等行为,防止利益输送和腐败问题的发生。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医疗腐败问题,需要构建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医药购销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堵塞制度漏洞。例如,建立健全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对存在腐败行为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信用惩戒。
另一方面,要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加强内部管理,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例如,开展医德考评,将考评结果与岗位聘任、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等挂钩,激励医务人员廉洁从医。
医疗反腐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患者、媒体、社会组织等都可以发挥监督作用,及时发现和举报医疗腐败问题。监管部门要畅通信访举报渠道,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打击医疗腐败的良好氛围。
例如,患者可以通过拨打举报电话、发送举报邮件等方式,向监管部门反映医疗机构的腐败问题。媒体可以通过曝光典型案例,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推动医疗反腐工作的深入开展。
医疗反腐2.0重点整治“定制式”招投标,已有37位院长落马,这一系列举措充分显示了国家打击医疗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医疗反腐不仅关系到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要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加强监管创新,构建长效机制,实现社会共治。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医疗环境,让广大患者能够享受到优质、高效、廉洁的医疗服务。我们相信,在医疗反腐的推动下,医疗行业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