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国内医疗保障体系迎来历史性转折点——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模式全面覆盖全国所有三级医院。这场被业界称为“医保支付方式30年来最大变革”的改革,不仅重构了医院与医保基金的结算逻辑,更深刻影响着14亿国内人的就医体验。从北京协和医院次均费用下降12%到武汉三甲医院因超支扣减科室绩效,从上海“四位一体”支付新机制到浙江门诊APG改革,DRG正以“标准化定价”为杠杆,撬动整个医疗体系的效率革命。
传统医保支付采用“按项目付费”模式,医院每开一项检查、用一种药品,医保便按比例报销。这种模式虽操作简单,却催生了过度医疗的顽疾。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2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住院率达18.3%,较2012年上升6.7个百分点,其中不乏因经济考量选择住院的轻症患者。某三甲医院心内科主任透露:“过去接诊的稳定型心绞痛患者,70%本可在门诊解决,却因住院报销比例更高而选择住院。”
DRG付费模式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一逻辑。它将疾病诊疗全过程打包为标准化付费单元:以急性阑尾炎为例,若全国次均住院费用为1.2万元,DRG可能将支付标准定为0.8万-1万元。若医院实际花费低于标准,结余部分归医院所有;若超出标准,超支部分需由医院自行承担。这种“结余留用、超支分担”的机制,迫使医院从“多开项目赚钱”转向“控制成本增效”。
北京协和医院的试点数据印证了改革成效:2023年住院患者次均费用下降12%,平均住院日缩短1.8天。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武汉某三甲医院因治疗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超支3.2万元,导致科室月度绩效扣减8万元。这种“盈利与亏损的双重压力”,正成为DRG时代医院管理的新常态。
DRG付费改革的推进,意外催生了国内三级医院数量的快速增长。2020年全国新增三级医院247家,总数突破3000家;至2024年,县级三级医院占比从2015年的不足10%跃升至37.5%。这一现象背后,是DRG支付规则与医院等级评审的“双驱动”效应。
DRG通过机构系数差异化设计,直接影响医院医保结算收入。以DIP付费为例,普通阑尾炎手术在三甲医院可获8000元医保支付,二级医院仅6800元,一级医院更低至5200元。某二级医院晋升为三级后,若其DIP总分值为60万元,区域结算点值为4.62元,仅机构系数调整即可带来94.2万元额外收入。这种“等级越高、回报越高”的机制,成为医院升级的直接动力。
2025年版DRG分组方案重点调整了重症医学、肿瘤等13个学科的分组规则,并优化联合手术、复合手术的分组逻辑。医院若要通过三级评审,必须在这些学科领域提升服务能力。例如,某县级医院为达到三级标准,斥资引进DSA血管造影机并组建介入治疗团队,成功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术,其CMI值(病例组合指数)显著提升,最终通过评审。
DRG支付与分级诊疗政策形成互补:三级医院聚焦危重症转诊、基层帮扶等功能,而DRG支付对这些功能的量化考核(如转诊率、帮扶成效)使医院升级成为政策执行的必要条件。上海率先建立的“三级医院DRG付费、二级以下医院DIP付费”模式,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实践。
DRG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医保基金可持续、医院发展有动力、患者负担能减轻”的三方共赢。但在实际运行中,患者端正呈现出复杂的图景。
费用透明化:DRG让每种病的治疗费用标准化,患者可预估总支出,减少“被乱收费”的担忧。例如,杭州患者李先生因胆囊结石住院,医院告知其DRG支付标准为1.5万元,实际花费1.4万元,报销后自付仅4000元。
诊疗规范化:医院为控制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用药。北京协和医院数据显示,DRG实施后,抗生素使用率下降8%,平均住院日缩短1.8天。
复杂病例“被筛选”:部分医院为避免超支,对高费用病例采取推诿态度。2023年《国内医院管理》研究显示,试点医院轻症患者收治率下降15%,但门诊特需服务量增长27%。杭州王女士反映,其父亲肺癌手术被建议分两次住院,理由是“DRG分组需要”。
高端医疗资源受限:进口原研药、创新疗法因价格高昂易超支,可能被医院“边缘化”。例如,某三甲医院肿瘤科主任透露,DRG实施后,PD-1抑制剂等免疫治疗药物的使用率下降20%,部分患者被迫转至私立医院或海外就医。
住院时间“被压缩”:为降低成本,医院可能缩短患者住院时间。上海某医院心内科数据显示,DRG实施后,急性心梗患者平均住院日从7天缩短至5天,但复诊率上升12%。
面对DRG改革中的挑战,国内正通过政策创新、技术赋能与多方协同寻找破局之道。
国家医保局定期更新DRG分组方案,2025年已迭代至2.0版,细化疾病分组并引入人工智能算法优化监管。例如,针对高费用肿瘤病例,新增“特例单议”机制,允许5%的复杂病例单独支付,避免“一刀切”的控费伤害医疗质量。
上海率先探索“四位一体”支付新机制:三级医院按DRG付费、二级以下医院按DIP付费、中医药优势病种按疗效价值付费、长期住院病例按床日付费。浙江则推进门诊APG(按人头包干结合门诊病例分组)改革,实现住院与门诊支付方式的衔接。
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实现全国联网,可实时监测医院诊疗行为。例如,某省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某医院骨科存在“高套分组”行为(将低费用手术归入高费用组别),随即暂停其DRG付费资格并追回违规资金。
DRG改革催生了对商业医疗保险的需求。中高端医疗险允许患者在国际部或私立医院就医,绕开DRG限制;特药险可报销医保目录外的创新药费用。2024年,国内商业健康险保费收入突破1.2万亿元,成为医保体系的重要补充。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指出:“DRG本质是建立价值医疗体系,但需要5-10年过渡期。”德国实施DRG后,经过8年调整期才实现医疗质量指标回升。国内正通过“医联体打包付费”“门诊共济保障”等配套政策形成改革合力。国家卫健委测算显示,全面实施DRG后,每年可节约医保基金约800亿元,相当于2022年全国医保基金支出的2.1%。
在这场牵动14亿人健康福祉的改革中,如何在控费与质量间找到平衡点,既考验政策设计的智慧,也需要医疗机构的担当,更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参与。正如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所言:“医疗改革从来不是简单的算术题,而是守护生命价值的系统工程。”当DRG的“标准化”与医疗服务的“个性化”实现有机融合,国内医疗体系终将走向更高效、更公平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