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韩国京畿道水原市的一起“冰箱藏尸案”震惊全国:一名30多岁的女性将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出生的两名婴儿杀害,尸体藏匿于家中冰箱长达数年。随着调查深入,更多“幽灵婴儿”事件浮出水面——这些在医院有出生记录却未登记户籍的婴儿,部分被亲生父母杀害或遗弃,部分则因医疗系统漏洞成为代孕黑产链的“原料”。截至2023年7月,韩国政府排查发现2123名“幽灵婴儿”,其中249人确认死亡,占比近12%。这一系列悲剧不仅暴露了韩国出生登记制度的缺陷,更揭示了医疗系统漏洞如何被代孕黑产链利用,形成一条从“幽灵婴儿”到非法代孕的罪恶链条。
韩国《居民登记法》规定,父母需在婴儿出生一个月内办理户籍登记,但违反规定的罚款仅为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7元),且医院无义务向政府通报婴儿出生情况。这一制度设计导致大量“幽灵婴儿”游离于社会监管之外。例如,水原市女子高某在2018年和2019年分别产下两名婴儿后,均未进行出生登记,仅以“流产”为由欺骗丈夫。直至2023年警方介入调查,才在冰箱中发现婴儿遗体。类似案例中,部分婴儿因未登记户籍无法接种疫苗、入学,甚至在死亡后也无法被纳入统计,成为社会治理的“盲区”。
为解决疫苗接种问题,韩国自2015年起推行“临时新生儿号码”制度,允许医疗机构为未登记户籍的婴儿生成7位数号码用于接种记录。然而,这一制度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掩盖“幽灵婴儿”身份的工具。例如,部分父母在婴儿出生后仅使用临时号码完成疫苗接种,随后便将婴儿遗弃或杀害,导致婴儿的生死状况长期无人知晓。
韩国医疗系统存在严重的数据孤岛问题:疫苗接种系统未与公安户籍系统联网,出生证编号由医院自主生成且缺乏核验机制,卫健局审核仅依赖纸质文件而非原始数据库。这些漏洞为代孕黑产链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2025年江苏黄先生在为儿子办理户口时,发现其出生证编号为“幽灵号码”,而系统显示的生母竟是某企业高管,实际分娩的云南代孕母亲候某珍的信息则被篡改为客户代码。这一案例揭示了医疗系统数据被非法篡改、伪造的严重程度。
2024年起,韩国代孕黑产链从传统的“冒名顶替”模式升级为“系统隐身”模式。旧模式下,代孕妈妈冒用客户身份证住院,但易被人脸识别技术暴露;新模式下,代孕者真实住院并分娩,随后通过篡改卫健系统数据,将婴儿的生母信息替换为委托客户,并伪造出生证、疫苗本和户籍信息。例如,安徽某中介宣称“客户连医院都不用去,我们直接P图改数据库”,实现从分娩到落户的全链条造假。
代孕黑产链的暴利令人咋舌:
代孕妈妈:成本约20万元,售价120万元,利润率达500%;
假出生证:成本5000元,售价8万元,利润率1500%;
疫苗本:成本1000元,售价3万元,利润率2900%。
这一产业链涉及代孕妈妈、中介机构、医院内部人员和户籍登记人员等多方勾结。例如,湖南长沙“添宝儿医疗”客服提供的“零风险”套餐,涵盖供卵、移植、代孕和亲子鉴定,承诺两年内抱到宝宝,费用高达73.8万元。
代孕黑产链的核心在于攻破医疗系统。内部员工通过修改数据库代码,将代孕婴儿的生母信息替换为委托客户,并生成虚假的出生证编号。例如,江苏黄先生的案例中,系统显示的生母信息与企业高管完全不符,实际分娩的代孕母亲信息则被替换为冷冰冰的客户代码。这种篡改不仅涉及出生证,还延伸至疫苗接种记录和户籍信息,形成一条完整的“假人婴儿”产业链。
代孕黑产链将生命信息变成可篡改的Excel表格,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家庭伦理。例如,湖北某代孕男孩在18岁时发现“生母”是数据库中的虚拟人,患上重度抑郁;江苏双胞胎姐妹的户籍显示同父同母,但DNA检测证明她们分别来自3个生理父母。这些案例揭示了代孕黑产链对血缘关系的解构,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
尽管韩国法律明确禁止代孕,但监管力度远不足以遏制黑产链的蔓延。例如,2024年武冈都梁医院因代孕业务被罚款5万元,但其同期营收超过2700万元;涉事医生停职期间竟在私立医院“学术交流”。此外,系统漏洞清单显示,疫苗接种系统未与公安联网、出生证编号由医院自主生成、卫健局审核仅看PDF文件等问题,均导致监管形同虚设。
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23年生育率仅为0.78。代孕黑产链的泛滥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一方面,部分家庭因经济困难或生育障碍选择代孕,导致“幽灵婴儿”数量增加;另一方面,代孕黑产链的高额利润吸引更多不法分子参与,形成恶性循环。例如,成都一对40多岁的夫妻因多次试管婴儿失败,选择花费90万元赴泰国代孕,反映出部分家庭对代孕的依赖。
为遏制代孕黑产链,需从技术层面封堵医疗系统漏洞:
出生证编号全国联网:建立统一的出生证编号数据库,禁止医院自主生成编号;
疫苗接种与户籍系统联动:确保疫苗接种记录与户籍信息实时同步,防止地址篡改;
区块链技术应用: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特性,记录婴儿从出生到落户的全流程信息。
例如,国内已开始试点“区块链+疟疾监测”系统,实时追踪蚊虫密度与病例分布,这一技术可借鉴应用于出生登记和疫苗接种领域。
韩国需加快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将代孕行为纳入刑法范畴,并提高违法成本:
对代孕中介和医院:处以高额罚款,并吊销执业资格;
对参与代孕的医务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并终身禁止从事医疗行业;
对委托客户:剥夺监护权,并处以经济处罚。
例如,国内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曾审结一起代孕纠纷案,法院认定代孕合同无效,并责令中介机构返还部分费用。这一判例为韩国提供了法律参考。
为减少代孕需求,需从社会层面缓解生育压力:
经济支持:提高生育补贴,降低育儿成本;
职场保障:推行男性陪产假,减轻女性职场歧视;
辅助生殖技术普及:为不孕不育家庭提供合法、安全的辅助生殖服务。
例如,韩国政府曾推出“结婚梦想论”计划,生育三胎的家庭可获得1亿韩元补贴,但效果有限。未来需结合社会支持与法律约束,形成综合治理方案。
韩国“幽灵婴儿”案与代孕黑产链的曝光,揭示了医疗系统漏洞、伦理崩塌与人口危机的复杂交织。要破解这一困局,需从技术封堵、法律完善和社会支持三方面协同发力,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提高违法成本,并缓解生育压力。唯有如此,才能让“幽灵婴儿”重归阳光,让生命信息不再成为可篡改的商品,让每一个新生儿都能在安全、尊严的环境中成长。正如韩国非营利组织未婚妈妈家庭协会会长金敏贞所言:“要解决人口问题,与其惩罚那些不想要孩子的人,不如为在抚养孩子方面遇到困难的夫妇提供更好的帮助。”这或许才是破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