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冰 在“互联网+医疗健康”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以精准的监管框架为行业划定了清晰的边界。这份文件不仅回应了AI问诊、处方流转等核心争议,更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推动互联网诊疗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细则》明确规定“处方应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这一条款直指行业乱象。此前,部分互联网医疗平台为追求效率,通过AI跳过处方审核环节,甚至在患者自述症状与药品不符时仍开具处方,导致用药风险激增。例如,某平台曾出现患者仅描述“头痛”却收到抗抑郁药处方的情况,暴露了AI诊疗缺乏医学伦理约束的缺陷。
北京市卫健委在2023年进一步细化规则,要求AI仅能作为辅助工具,且诊疗决策必须由医师最终确认。这一规定背后,是医疗行业对“生命至上”原则的坚守。国内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杨延超指出:“医疗领域的特殊性在于其决策直接影响生命安全,AI的不可控性可能引发不可逆的损害。”例如,AI可能因训练数据偏差或算法漏洞,对罕见病或复杂病症做出错误判断,而医师的临床经验与伦理判断是规避风险的关键防线。
尽管禁止AI直接开方,但《细则》并未否定AI在医疗领域的价值,而是为其划定了“辅助角色”的边界。例如,春雨医生推出的“春雨慧问”通过AI多轮问诊生成参考报告,最终仍需医师审核;医联的MedGPT大模型虽具备近3000种疾病的首诊能力,但其输出结果仅作为医生决策的参考依据。这种“AI预处理+医师终审”的模式,既提升了诊疗效率,又确保了医疗质量。
技术层面,AI在医学影像分析、药物研发等领域已展现巨大潜力。例如,AI辅助分析CT影像的准确率已超过90%,可显著缩短诊断时间;在创新药研发中,AI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快速锁定潜在药物分子,降低研发成本。这些场景中,AI作为“工具”而非“决策者”,与《细则》的监管逻辑高度契合。

处方流转不畅曾是慢特病患者“购药难”的核心症结。以鄂州市为例,2024年该市医保局调研发现,患者需在社区医院与药店间反复奔波,原因包括医院担心处方外流后的用药安全、药店备药与医院目录不匹配等。更严峻的是,信息孤岛导致“一人多开”“一卡多用”等欺诈骗保行为频发,仅2024年,全国就查处相关案件超万起,涉及医保基金损失数十亿元。
《细则》要求医疗机构与省级监管平台对接,实现处方信息全程可追溯,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技术路径。鄂州市建立的慢特病管理服务中心,通过“五网合一”模式(诊疗网、供药网、服务网、管理网、防控网),将处方流转与药品直达、智能监管深度融合:
智能审核系统:内嵌医保规则与合理用药知识库,对处方进行事前审核。例如,糖尿病患者仅能开具降糖药,若尝试购买保健品,系统将自动拦截。
全域数据互通:打通医院、药店、医保部门的数据壁垒,患者凭医保电子凭证可在全市联网药店取药,基金安全与购药便利同步实现。
动态监管平台:实时监测患者用药动态、基金流向与服务人次,通过AI算法分析异常行为。例如,系统可识别短期内多次开药的“高频患者”,并触发人工复核。
该模式运行后,鄂州市慢特病患者购药时间从平均3小时缩短至10分钟,医保基金违规使用率下降80%,成为全国处方流转改革的标杆案例。
《细则》要求各省建立省级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作为数据采集与风险预警的核心枢纽。以湖北省为例,其监管平台已接入全省80%的互联网医院,重点采集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电子病历、电子处方等12类数据,并通过AI分析模型识别潜在风险。例如,系统可自动标记“同一医师短时间内开具大量处方”“处方药品与诊断不符”等异常行为,并推送至属地卫健部门核查。
监管平台的技术架构中,大数据、区块链与AI形成协同效应:
大数据分析:通过聚合全省诊疗数据,识别区域性用药风险。例如,若某地区短期内某类抗生素使用量激增,系统将提示可能存在过度医疗或疫情风险。
区块链存证:所有处方流转信息上链存储,确保数据不可篡改。例如,患者可扫码验证药品来源,医院与药店的处方交接记录亦可追溯。
AI动态监管:运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分析医患对话内容,识别诱导性诊疗或虚假宣传。例如,系统可检测医师是否夸大药品疗效或推荐院外指定药店。

《细则》实施初期,部分互联网医疗平台面临技术升级压力。例如,某平台需投入数百万元改造系统,以实现处方审核流程的合规化;一些依赖“AI开方+药品销售”模式的平台,则因核心业务受限而被迫转型。然而,这些阵痛正推动行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合规化带来的红利已初步显现:
基层医疗赋能:鄂州市中心医院通过互联网诊疗平台,将三级医院专家资源下沉至社区,慢特病患者复诊率提升40%,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增长25%。
医保基金安全:全国范围内,智能监管系统已拦截违规处方超千万张,避免医保基金损失数十亿元。
患者体验升级:据国家卫健委调查,2025年互联网诊疗患者满意度达92%,较2020年提升18个百分点,其中“处方流转便捷性”与“诊疗安全性”是主要提升领域。
《细则》的出台并非终点,而是互联网诊疗迈向成熟的起点。未来,行业需在以下方向持续探索:
AI伦理框架建设:制定医疗AI的伦理指南,明确数据隐私、算法透明度与责任划分等核心问题。
跨区域监管协同:建立全国统一的互联网诊疗监管平台,解决异地诊疗中的监管空白。
商业模式创新:探索“按疗效付费”“健康管理服务包”等新型收费模式,减少对药品销售的依赖。
结语
《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以“划红线”与“建通道”并举的方式,为行业树立了“发展与规范并重”的标杆。在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双重驱动下,互联网诊疗正从“连接医患”的工具,进化为“重塑医疗生态”的核心力量。这一进程不仅关乎医疗质量的提升,更承载着“健康国内2030”战略中“普惠医疗”与“智慧医疗”的双重使命。